有一种鸟

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,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,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...

18/01/2012

余杰回应环球时报单人平:你们会付出代价

记者:我想就从《环球时报》的评论文章开始,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,这是现实吗?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?作为非主流,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?

余杰: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,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,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,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,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,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、健康的社会,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,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。最近这几年,我在中国的遭遇,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,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,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,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,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,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,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,我遭受了非法软禁,绑架,酷刑等等,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、健康的社会,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,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,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,都比接受和认同《环球时报》的这位"单人平"要多,我在被中国封锁的"博讯网"有个人文集,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,如果在自由的社会,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,我能够和"单人平"辩论的话,我深深相信,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。

记者: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,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?



余杰: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、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,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,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,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,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,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,我会留在中国。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,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,在这样一种情况下,我才选择离开中国,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,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、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,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,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,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。

记者: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,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,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。



余杰: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,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,也很多西方的政客、商人、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,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,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,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,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,是否对中国好?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,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,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,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,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,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,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,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、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,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,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,在最近两年来,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,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,比如最近这几个月,我的朋友廖亦武、张大军、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,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。

记者: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,您早年的"成功"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?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?

余杰: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《火与冰》,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,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,这是"八九民运"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,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,当时有个"小阳春"的说法,1998年的时候,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,在这样的契机下,我的书得以出版,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,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,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,到了2004年后,胡锦涛、温家宝上台后,很多人都在憧憬"胡温新政"时,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,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。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,尽管在"胡温时代",经济在继续发展,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,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,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记者: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,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?您如何回应,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?

余杰: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,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"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",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,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,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,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--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、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,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,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,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,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,除了批评中国以外,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,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,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;

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,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《刘晓波传记》,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、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《刘晓波传记》,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,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,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,我都有参与,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,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,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,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,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,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、作品、思想,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,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。



记者: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,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?

余杰: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,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,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,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,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,他说: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,你该说什么话、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,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,说了不该说的话,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,这是很荒谬的现实,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,我作为一个公民,《宪法》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,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,刘晓波先生被释放,我希望回到国内,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、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,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记者: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"单人平"说一些话,您想表达什么?

余杰: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,他只是来代表《环球时报》和《环球时报》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、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,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,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,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,来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采访记者:吴雨

责编:洪沙

来源:http://www.dw-world.de/dw/article/0,,15672285,00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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